跃起、甩腕，不断重复，上气不接下气……6岁的小胖墩感到很委屈，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和一条绳子过不去。
“坚持！坚持！”跳绳教练大声鼓励。下一秒，小胖墩的眼泪马上就要夺眶而出。
类似的场景，在北京各大社区、公园、路边、训练馆反复上演，与之相伴的是家长们一张张焦虑的脸，“你怎么就不会跳呢？”
2014年，跳绳考核被纳入《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随后越来越多省市将其纳入中考。一纸公文下，无数根五彩的竹节绳开始荡起。学生、家长、教练、教育机构……他们或被动、或主动，都把自己的未来系到了这条绳子上。
4月8日，金光洒落在一幢长约一公里的六层橙色建筑上，这是位于北京教育高地海淀区的金源世纪购物中心，人称“鸡娃圣地”。知名“牛小”中关村一小、三小、人大附小距此只有20分钟车程，周围学区房价格超过每平米10万元。就连上世纪起的路名都像是配合好似的，“远大路”——寓意前程远大。
“在这六层，你能找到所有想上的儿童培训班。”一位家长刘蓝说。33岁的她学法律出身，在金融机构工作，习惯了未雨绸缪，在孩子还没上幼儿园时就卖掉朝阳区的房子，置换到海淀金源附近。夫妻二人给孩子规划了一条康庄大道，上人大附小，上人大附中——“那是全国最好的高中，没有之一”。
为此她给儿子同时报了6个课外班，3岁学英语，4岁学数学，5岁学语文，此外还有乐高、围棋和奥尔夫体系的音乐课程。但她发现，还是不够——5岁的儿子得学会跳绳，从幼儿园中班抓起。
37岁的董林是她儿子的跳绳教练，在金源世纪购物中心6层拥有一间70平米的跳绳馆。他的课表是围绕幼儿上学时间公转的。幼儿园下午4点多放学，跳绳馆才开始营业。
这天傍晚来上课的是一个6岁左右的小男孩，瘦削，大眼睛。他扭捏地抓着蓝色绳柄，十分抵触，说什么都不肯跟着董林起跳。董林盯住他的眼睛，“能不能站好一分钟？”
看到孩子已经影响了班上其他孩子的进度，董林失去了耐心，拍下孩子的视频发给他的妈妈。
不久，一位穿着时髦的女性匆匆赶来。董林告诉她，“这孩子我们教不了，要么上私教课，要么把钱退给你。”他不愿意在这样不配合的孩子身上浪费太多时间。
作为跳绳教练，他不愁没有学生。开馆4年以来，董林的跳绳馆已经扩容到同时开14个班的规模，每满8人新开一班。采访的一个周六上午，短短十分钟内就有三位家长进馆问询。不仅是董林，许多开设幼儿跳绳课程的训练馆都不缺学生，世纪金源6层的跆拳道馆、体能训练馆声音嘈杂，人头攒动，都有小孩在练跳绳。在大众点评上搜索北京的跳绳培训机构，能弹出3091个结果。
学生太多，跳绳教练员不够用了。今年4月初，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旗下的全国幼儿跳绳工作委员会主任、一家跳绳培训机构创始人吴登科参加健身产业展会，亲眼见证了资本正往3到8岁幼儿体育教育方向“拥挤”。篮球、游泳、少儿舞蹈展位前人潮涌动，却少见跳绳展位，“忙着开馆、培训，业务多到忙不过来，派不出教练。”吴登科说。
“鸡娃圣地”往西南方向33公里外，北京房山，这里正在举办跳绳教练员资格认证培训班，由北京跆拳道超级联赛组委会承办。一位来自江西某四线城市的跆拳道老师专程飞来，他的家乡还没有跳绳培训班，他渴望当第一位尝到螃蟹滋味的人。一起上跳绳课的是另外二十多位跆拳道教练。他们身穿白色跆拳道服，腰间系着黑带，在蓝黄色的垫子上跳跃，绳子击打垫子，“啪啦，啪啦”。
继续溯到上游，培训跳绳教练的培训师也“奇缺”——吴登科这么形容。全国不超过一百人，培训师雷芳是其中之一。她马不停蹄，刚在房山授完课，晚上就拉着个蓝黑色的行李箱赶到邳州，教那里的体育老师跳绳。行程被排得满满登登，基本不着家。“我们也要招培训师。”雷芳说。
董林太忙，家长询课，他话不多，但精准到位，直戳痛点，“包教包会，（一分钟跳）160个我们都写在合同里的。”
“160个”——他知道家长在意这个。董林的跳绳馆里有块立板，小学体测跳绳评分标准被数倍放大。黑白表格上的数字来自于2014年教育部颁布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学生一旦步入一年级，这个名叫“体测”的大型系统就开始运转。体测项目包括身高、体重、肺活量等基本情况，还有身体素质类的50米跑、坐位体前屈。对小学生而言，跳绳也是必测项目之一。
学校老师担任“质检员”，掐着秒表，一年一测。体测结果除了各单项加权总分100分以外，还有附加分20分。按照规则，这个附加分只能来自于跳绳。最后结果会以60、80、90为分界线，划分为四个等级：不及格、及格、良好、优秀。
系统高速运转，连转13年。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四年级，体测成绩被评定为良好及以上者，才能参加评优与评奖，评定为优秀者，才能获得体育奖学分。若是不及格，还可补测一次，若仍不及格，则学年成绩评定为不及格。
2020年底，北京市朝阳区教委评选出朝阳区实验小学王某然同学等6313名小学区级三好学生。要想和王某然同学一起共获三好，成为6313人中的一员，必须“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优秀等级”。这意味着，体测总分得拿到90分以上。
在小学一年级的跳绳项目中，一分钟跳17个即可及格，可要想得到该单项的满分20分，女生需要跳117个，男生109个。若要更有竞争力，甩掉其他的李某然、张某然，途径之一是跳得更多，因为优秀之上，跳绳还能有额外的20分附加分。也就是说，在三好学生需要的90分体测成绩中，理论上单靠跳绳就能拿到40分。
“每多跳2个，附加一分，最高可加20分，117加40，凑个整数吧160。”一位跳绳教练这样解释“160个”的由来。
刘蓝从同事那里耳濡目染地知道跳绳的重要性，在孩子3岁时就从迪卡侬买了跳绳。北京海淀有浓厚的攒班氛围，今年年初，小区一位家长提议攒个跳绳班，大家一拍即合，在开学前一周开始练跳绳。
刘蓝和丈夫分别从陕西和山东考到北京同一所985高校，分别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觉得（儿子）至少要比我好。”从孩子很小时，他们就带他逛顶级学府，像所有家长那样发问，“你喜欢清华还是北大？”“北大”，还在上幼儿园的儿子回答，因为北大的校徽是红色的——儿子喜欢红色。
“好好学习，上北大没那么容易。”刘蓝对儿子说。好好学习，自然也包括跳绳，“跳绳是测试里最量化的项目，靠训练是能训练出成绩的，好加分。”
因此，在高分和名校的指挥棒下，你能看到许许多多因挑战“160”而崩溃的小孩。有的“他妈不跳他不跳”；有的老断绳，“跳不好还会骂脏话”；还有的实在生气了，把绳子往地上一扔，憋红的小胖脸拧成一团，“哇——”
“唉……”张一民叹了口气。他是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也是2014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制定的牵头者，他没想到，跳绳会给孩子带来这么大压力。
“两手持绳，拂地而欲止”，在一千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单人跳绳就出现在中国大地上，成为孩童们的庭院游戏。
可这项运动被纳入举国体制，原因得追溯回50年前。从1979年开始，教育部每五年会组织一次全国规模的学生体质与健康状况调研，发现2000年学生的身体素质指标比1985年还要低，结论是“中国青少年体质呈持续下滑趋势”。为了提升学生体质，2002年，教育部推出了《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试行方案）》，并在2007年进行了修订。
2002年版中，跳绳未见身影，2007年版也仅作选测项目，一年级备选项目还有50米跑（25x2折返跑）、立定跳远和踢毽子。“尽管增加了测试指标，但是由于执行时采用选测制度，导致各地各校在执行时项目测试不统一，实施效果不理想。”张一民说，在2007年版实施三年后，2010年调研，学生体质还在持续下降，“教育部一下急了”。
新标准出台刻不容缓。2013年，由张一民带领团队，直接进校对13万名学生做体测摸底，分数制成条形图，不及格用黄色标亮，一年级男生跳绳一半不及格，女生4成不及格，黄得刺眼。更别说初中生的引体向上，八成学生一个都做不了。
因此，专家们认为，新标准必须要能“激励学生锻炼”。可究竟什么运动项目最适合入选新标准？确定过程像过筛子。
第一关：要考虑可操作性、对运动场地和环境要求相对低。张一民曾去北京主城区的部分小学调研，五六百名学生的运动场地只有两块篮球场，“运动场地严重不足”。而且“我们也不太提倡四年级以下的小学生进行高强度的跑步练习，因为孩子发育过程中，心肺功能还未发育达到最佳状态，跑步会加重心肺功能负担。”
第二关：要考虑经济的承受能力。“做台阶实验，是不是家家户户还得买个台阶啊？”而开展跳绳，“一个孩子三四平米即可，买根跳绳最便宜的只要三五块钱。”
小学6至12岁是协调能力发展的关键敏感期，跳绳刚好对人体动作协调、灵敏能力有很好的锻炼。于是，跳绳被选中——“统一，没有争议。”张一民说。
被确定到标准里的跳绳时长是精心考虑过的，“30秒以下考速度，一分钟练习主要考察孩子持续的运动能力，能有效锻炼有氧耐力。”数值是根据此前13万学生的数据计算出来的，及格线低到只有17个，“因为当时就是这个水平。”选择跳绳作为加分项，也是想鼓励“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
“160个”，也有理有据。张一民和团队抽查了部分北京、山东、南京等在学校里接受业余训练的在校学生，“接受艺术体操训练的小姑娘，跳绳一分钟轻轻松松能跳两百以上。”“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选择70%-80%的水平作为普通孩子可以追求的目标。”但他强调，这个数字的设定“不是为了让学生达到160，而是让他经常跳绳。”
然而，这套看似完美的系统一旦面世，却逐渐背离了张一民们的初衷，失控异化。160成为家长们争相奔往的“塔尖儿”，而部分地区将跳绳成绩纳入中考，则加速了这种异化。
2019年，上海进行中考体育改革，将4分钟跳绳纳入考核。后来，吴登科参加上海一场半官方性质的模拟中考体测，发现有许多家长带着6、7岁的小朋友在旁边观摩，“想看中考考什么”。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已经有44个省市将跳绳纳入中考必测和选测项目，在云南昆明，体育分值高达100分，和语数英齐平。2020年，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表示，学校体育中考要逐年增加分值，达到跟语数外同分值水平。
这样的信息迅速反馈到跳绳产业链上，成为一套一以贯之的话术。培训师和教练员说，教练员和家长说，家长再和孩子说。而孩子，没有什么发言权。
春节时，在董林跳绳馆带课的教练回到老家，说起在北京的工作，家里的亲戚一脸疑惑，“啥，跳绳还用教吗？嫌钱多，烧的吧？”
若把此问题抛向一位坐在跳绳馆休息区的老爷子，答案毋庸置疑——“是真不会跳呐！”67岁的老爷子忧心忡忡，眉头拧成一坨。
每到周末，他都会带着正在上一年级外孙子福哥儿去练跳绳。到公园找块空地，练上半天，可福哥儿一个都跳不过，老是卡绳。老爷子因为上学时破过学校短跑百米纪录，11秒08，被全家公认最有运动天赋，但他使出浑身解数，还是教不会福哥儿。到最后只能生气吓唬，“你要能跳过两个，咱就回家，不然你就自己在这儿跳吧。”
天黑，起风了，福哥儿害怕，嗷嗷叫。“最后是把绳子搁地上，蹦过就算了。”老爷子无可奈何，“可邻居家那小女孩儿一次能跳好几十个呀”。
一跳就会和一跳就废正是孩子跳绳的两极。吴登科解释，若协调性好，从爬行、跑、跳，一个经常运动的孩子到了6岁左右，是自然而然可以习得跳绳技能的；若从小爬得少，走路用学步车，不太运动，则可能怎么教都教不会。“是技能、协调性问题，还是肌肉力量问题，得对症下药。”
但如何对症下药，被气得处于心梗边缘的家长并不清楚。吴登科见过两类：“只动嘴皮子型”——“手甩过去，蹦就完了嘛！”，大人讲不明白，孩子十几分钟愣是没跳过一个。另一类，“亲身示范型”——“你看我这样跳的，跟着！你怎么这么笨呢？”遇到这种，吴登科哭笑不得，“他要能跟你跳，那你牛了，你把世界冠军录像放给他看，他马上就变世界冠军了？”
不光家长不会教，不少学校的老师也不会。在北京房山的幼儿跳绳教练员培训班，28岁的王诗琳专程从广东赶来。她2015年进入公办小学当体育老师，当时最新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已经实施，她知道学生们要考跳绳，自己要教跳绳。可自己是跆拳道专业毕业，虽然体育教育专业多项运动都会涉及，比如羽毛球、篮球、甚至单杠，但就是没有上过专门的跳绳课。
她努力回想自己小时候是如何会跳绳的，“就是玩儿，但一分钟能跳多少个，怎么提上去，怎样去应付跳绳考试，我们不会。”带着困惑，她上网搜索“如何教跳绳”，“弹出来的全是会跳的”。
困惑不止她一人，她所在的整个学校都在摸索跳绳教学，就连幼儿最适宜使用竹节绳都是用好几个学期反复摸索反馈才确定下来。会跳不代表知道细节，小朋友反馈绳子长了，“我知道要弄短，但不知道要弄多短？”“双臂要夹紧还是自然垂放？用手臂划圆还是用手腕？”“我带五个班，每个班50个学生，我一个人不会，那就是250个人不会。”
有一年夏天，包括王诗琳在内的两百多名体育老师在区里的组织下，去观摩一节跳绳公开课。这堂课针对初二学生，学生们站成一排，一人站前，一人站后甩绳，套过前人一起跳，套出花样来。
“就是在表演”，王诗琳说，为了这堂课，私底下学生不知道练了多少次。而且参与公开课的只有四十名学生，剩下调皮或不会跳的在一旁休息。被挑选出来的学生个个规矩懂事，拿到绳子，折好置于身后，“我们平时上课50多人，学生有那么乖吗？拿着甩来甩去呀。”
在王诗琳看来，这种公开课不具备参考价值，绝非她带的一年级体育课的常态。下午两点25分，预备铃响，王诗琳到教室接学生，让他们学会排队站好、遵守规则就得花掉一个多月的课时，“不然后面上课是没法上的。”待熟练后，前5分钟排队，做准备运动，教跳绳，放松，算起来完整教跳绳的时间只能有十五分钟。整个学期的教学任务又不是只有跳绳，跑步、篮球都得涉及。她计算，全班52到55个小孩，“平均到每个小孩身上不够三十秒。”
她班上学生的跳绳水平，两极分化严重，50多人，十几个会跳的一分钟能跳一百个，不会跳的也有十几个，“那是一个都跳不了”。
跳绳水平的参差与校内教学的欠缺，化作家长们的又一重焦虑，最终成为董林们的财富密码。目前北京的跳绳培训市场上，一节8人左右的小班课市场定价在200元左右，若是私教则400元起，甚至可达上千元。
发现财富密码的方式过于偶然。董林之前是做建筑行业的，一日，妻子给6岁的女儿报了跳绳班，他觉得奇怪，跟着女儿去上了几次课，“觉得项目挺好，一拍脑门就决定了”，2017年，他与人合作在海淀开了第一家跳绳馆。
吴登科则把进入跳绳行业视为一场下注。市场上有种论断，人均GDP超过一万美金时，体育产业一定会发力，当国民的物质条件变好后，肯定更重视身体健康。做营销出身的他，死死盯住这条线。2016年，他转换赛道，创立了一家跳绳培训机构，既培训教练，也培训孩子。
“当年的跳绳教练员训练建制是奔着比赛去的，可幼儿园小朋友跳绳谈不上比赛，零基础怎么教？”吴登科说，“一定是趣味性，游戏化。”
在幼儿的世界里，跳绳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一系列动作的组合。“拆分、细化、再细点。”雷芳解释如何教幼儿跳绳，先练脚，双手叉腰或自然摆放，双脚并脚跳、跳出节奏感；再练手，大臂自然下垂靠近身体，小臂轻微外展，双手握绳与脚尖方向垂直，小臂带动手腕转动发力摇绳，掌心朝前；最后两者结合，若是小朋友找不到节奏感，可由大人带着亲子跳。若是不会，再拆分细化。
可现实生活中，“体育专业运动员不太懂教育，单纯搞教育的人不太懂体育，幼教老师不知道训练方法。”这些人都是吴登科公司的目标客户。
他计算，全国适龄跳绳儿童估计有1亿人，其中百分之一可能上俱乐部培训班，需要具备专业跳绳技能的教练员至少10万名，但现在的俱乐部，有证没证的教练都算上，“估计只有一万。”今年以来，报名教练培训班的人比两年前翻了一番。
蛋糕正在变大，更多人渴望进场。40岁的樊新民在房山开了家跆拳道馆，他总是饶有兴致地钻研体育政策文件，熟悉体测纳入大国叙事的种种规则，“46号文件”、“体校融合”、“一校一品”这样的词，一连串地从他口中蹦出来。
从去年起，总有带小孩来上跆拳道的家长找到他，问能不能教跳绳。今年他又频繁在抖音上看到有老师教小孩跳绳的视频。风口已在召唤，樊新民承办了专门针对跆拳道人士的幼儿跳绳教练员培训班。
“中国家长都是考试型的家长，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在任何考试的分数上落下来。”樊新民坚信自己的眼光，“学校体育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跆拳道馆只是服务平台而已。”
他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这样针对跆拳道俱乐部的跳绳教练培训班，今年全国预计要走40站。北京已举办了两场，樊新民还想再办两场。当被问到是否还会有很多人报名时，他笃定地点了点头。
今年年初，培训班广州站，培训师雷芳看到，有位女学员总是躲闪着别人的目光，边跳边把身子侧开，屁股转向无人的玻璃门。她留意观察，发现学员白色裤子上有一片淡黄色的印迹。私聊后才知道，这位学员刚生完孩子没多久，因生理机能还未恢复，跳绳动作导致了漏尿。
“为什么不等等呢？”雷芳问。
“如果我们晚人家一步，就会流失很多生源。”雷芳记得女学员说，要抓住这个机遇，走在别人前面。
三天培训结束，考试内容是展示一段跳绳套路操。“90%都可以过。”雷芳说。
“三天能培养出一个好的跳绳教练员吗？”
“不能”，吴登科的回答非常直接，“只是一些皮毛，或一些理论，还要去实践。”
董林的跳绳馆旁边养了几只棕白相间的小猫，毛茸茸的，整日吃了睡睡了吃，跳绳教练走过，瞟了一眼，“猫都比现在的小孩舒坦。”看着馆里使劲蹦跳的孩子们，董林也不禁感慨，“压力太大了”。可是，他很快用另一套逻辑说服自己，“同情也谈不上，因为他们要想变得更优秀，肯定付出的要比别人多。”
“我觉得我快疯了。”坐在不远处，一位带小孩练跳绳的家长说到。在旁人眼中，她家的孩子已是“牛娃”，常规班里的第一名，钢琴五级，黑管跟的是中国的黑管鼻祖大师，语数英都报了两个班，每天孩子忙得连发呆的时间都没有，“可我为什么还是不踏实呢？”
“不能落下”，不止一个家长这样说。从把孩子送上幼儿园开始，就送上了一条流水线，跟着往前走，前方是什么，不清楚，但如果停下，就可能被淘汰。
在这样的焦虑中，跳绳低龄极限正不断被挑战，甚至有朋友带着两岁多的小孩来找吴登科练跳绳，吴登科拒绝了，“不要着急，两三岁的时候就做两三岁要做的事。”他反过来问对方，小孩在走路之前，有没有让他爬？是不是也急着让他走？“那你完蛋了，小孩子协调性没有练好。”对方一下更焦虑了。
在张一民看来，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跳绳也来得及，一年级先达到及格标准，二年级再看是否能到70分、80分，“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也不建议训练时间过长，“小孩的肌肉力量差，对膝盖的保护作用较低，长时间跳会伤到膝盖。”一天三到五组，每组按孩子体能确定个数即可。
可现实往往相反。小学一年级一般会在开学后第二个月进行体测，很多基础薄弱的小朋友会提前两个月每天练跳绳。在压力下，跳绳变得不再纯粹，数字的波动左右着孩子的心情，有的小孩看到跳绳就紧张、犯怵、患得患失。王诗琳遇到过一个6岁的小女孩，只要体育课练跳绳，就假装生病，捂着肚子报告：“老师，我肚子疼。”
除了跳绳，刘蓝还给孩子报了足球班，可儿子很不喜欢，每次要一直跑两个小时，他觉得累，和妈妈抱怨，“我不想再去了。”
“不行”，刘蓝拒绝地很干脆。她知道，人大附小有自己的足球队，如果孩子上学后能入选，“靠体育特长，对小升初有帮助的”。邻居家的小孩，去年刚上人大附小就被选到了游泳队，“因为他已经提前会两种泳姿了”。
在这场竞争机制中，没人能看清尽头在何方。张一民坦言，如果孩子跳绳水平普遍提高了，那么将来再修订新的标准，160这个数字理论上也要水涨船高。
水涨船高的还有跳绳的价格。当初跳绳被选中的原因之一是价格低廉，但现在随便搜索儿童专用跳绳，有的价格成百上千。
张一民和家长座谈时被问，“为什么体育要有附加分，要120分，不是加重孩子负担吗？”他回答，“语文数学要考120和150，你们不觉得他的负担更重吗？如果体育不加强考试，真的就没人重视了。”他觉得没有办法。今年4月，一份针对115余万在校学生体质健康的调查数据显示，从2016到2020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确在好转，“不及格率”基本呈下降趋势。
“只能用应试的方式来解决体育的问题？”我问。
“是的，目前是。”张一民回答。
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一幕，接到董林的视频后，不愿学习跳绳的小男孩妈妈匆匆赶来，小男孩抱着妈妈，语气不情不愿：
“我不想学跳绳，我想学轮滑。”
“不行，那个不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