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甜野男孩”丁真凭借7秒笑容成为新晋顶流。当地文旅迅速反应，使其成为一名国企员工、一位家乡的旅游大使。
丁真的老板杜冬是一个不太典型的“领导”，一个欢脱文艺的写作者。过去两年，他在藏区这座被高反、隔绝与匮乏长期困扰的县城里搞文化旅游，并艰难地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签下丁真后，他又成为顶流“经纪人”。
丁真出圈后，理塘的变化被极大加速。负责丁真发展和古镇旅游两条线的杜冬处理着多种矛盾冲突：藏地传统突入现代社会、地方体制与娱乐资本的隔阂、知识分子思维对撞粉丝文化，县域经济的机会与危机。
作为外来者的杜冬曾在藏地写作多年，从“原始神秘”的想象到逐渐摸清整个文明的轮廓。他想剥离丁真身上纯粹的符号想象，把他还原成“人”。五个月间，事情一直处于急速变化之中，杜冬始终能把握和相信的，是丁真个人意志的成长， “只要时间够长，人的成长一定压过一切”。
这不是一个情怀叙事，“我的故事更像个荒诞的喜剧片”。
在咖啡馆落座不久，丁真的老板杜冬接到消息，下午直播的一位主持人不来了。他嘴里念叨，“一定要挺住。一定要挺住。熬过去。熬过去。”
四个小时后，丁真要在“抽烟事件”后首次直播。几天前，他在房间抽电子烟的视频经翻拍后曝光，成为出圈后的首次大危机，“淳朴人设崩了”，“眼神不纯真了”，人们的美好想象被打破了。杜冬希望找到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来化解这场危机，直播原先定在熊猫基地，对方因环境原因婉拒，成都博物馆答应安排一场。
在博物馆四层民俗展区，杜冬觉得可以直面讲讲这个事，“但不能讲太深，要我来说，就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他想了个他概念里的通俗版本，借川菜历史讲讲“吃辣其实是一种选择”，引出“抽烟是一种选择”。这位《发条橙》的译者想，选择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
距离直播还有一小时，博物馆二层会议室里人声嘈杂，俨然一个风暴中心。
“等到最后互动环节，您或者你们团队里的谁出来，告诉大家，我们坦然地认这个事。”来自四川官媒的主持人听到要回应，提出流程建议。
“我个人觉得第三方比较合适，我们一讲就是官方立场承认错误了。”杜冬接话。
旅投公司董事长张玺穿着一身颜色鲜亮的羽绒服走进会议室，圆滚滚地像一只橙子。团队里有人说，“问一下这个事你怎么看，丁真就说，我意识到自己错了，以后我再不会做这种错误的……”
话没听完，杜冬急了，热得冒汗，他拉开标志性的蓝色摇粒绒衫。“你到现在还没过这一关，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抽烟本身是没有错的。你揪着抽烟不放我觉得是有问题的。”他提出他的策划方案，不用硬回应，但可以结合展区讲个道理。“我们觉得川菜一直都是辣的，但其实到民国初年四川才开始吃辣……很多事情也都是个人选择自由。”
张玺顺势补充，“还是要说清楚，孩子没见过这个东西，一时新鲜”。
“不要无限地拉伸。没见过，没听过，那将来呢，他不成长吗？”杜冬反驳。
副总高小平圆场收尾，“我们最后重申一下，吸烟有害健康。我们都在成长，都要规范自己的行为。谢谢大家的关心。”他双手合十，脸上露出两个梨涡，和善得像一尊小弥勒佛。
杜冬抱起电脑准备找个安静的角落写文案。刚打开word文档，博物馆的肖部长就冲了进来。她在电话里听到要回应，“吓得飞车过来”，“千万回应不得，否则就不能在我们成博做了”。她扶着桌子足足喘了5分钟，揉着胸口说必须要重申一下立场，“我们是以博物馆的切入口去连接的，成博有培养新人的社会责任，丁真以讲解员身份来交流学习。这样我们才立得住，而不是为任何网红背书。”
肖部长感慨昨晚和馆长讨论许久，此时行事微妙复杂。“不做，成博没有气魄；做，可能有舆论风险。以什么立场做，话怎么说，那个分寸感，真的是多一分，少一分，你都可能被骂。”
椭圆长桌中间似乎有一张透明屏障，隔绝出两个世界。另一侧，丁真被团队包围着，手上拨弄着新奇的摄像设备，露出了和那支红遍全网的7秒视频里一模一样的笑容。没人知道他听懂了多少，又是否在观察这多方角色的博弈。这名处于风暴中心的19岁男孩刚结束一上午的物料拍摄，啃了两个汉堡，来之前在车上睡着了，在后座发出鼾声。
杜冬端来一杯拿铁，“困的话，可以喝一下提提精神”。丁真把小小的脸埋在咖啡杯里。
“我没有见过比这更复杂的情况，”杜冬曾和我说。他之前是个作家，现在是上任两年的国企老总、顶流的“经纪人”，清楚丁真所面临的处境：“这是一个纯素人出身，国有企业收编，汉语都讲不太好，没有作品，又要靠颜值，还要带文化旅游的网红。”“险恶的事情多，这就像一个小孩在黑暗森林里面走啊。”他比划着动作。这还只是在表层，都没走到森林深处。
丁真在成博的直播从一层的动物标本展开始，他一路走过非洲狮、斑鬣狗、郊狼与美洲獾，但并未做停留，重点讲解了历史上第一幅春联、马的雕刻、说唱陶俑……在互动环节，丁真突出了他的动手能力，写了新年“福”，给文物模型涂了色——杜冬全程未对丁真施加一句压力，也没有提点他要怎样表现，但这是他提前摸清动线，筛选出的适合丁真参与的活动。这一天，几个足球场大的博物馆，杜冬从一层到六层上下跑了好几趟。
回应最终被否决了。开播前，平台屏蔽了相关词汇，但忘记了还有emoji符号，刚开始时有一排排小烟头飘过。但屏幕之外，真实的博物馆门口，很多粉丝等待着丁真，天空下起小雨。
直播结束前几分钟，那位临时退出的主持人出现了，他在镜头前说，希望陪丁真一起经历流量的考验，希望他越来越强大。而杜冬在直播镜头的角落里，在丁真背后一团团紧张的人群中——他真的在看文物。
回北京过春节的航班上，杜冬托我帮他介绍几个研究粉丝文化的学者、粉丝。之前去熊猫基地，工作人员告诉他，有人打电话问，你们怎么回事，我家萌萌都瘦了，脚还有点脏。他大为震惊，发现连熊猫都有粉圈。
丁真走红后，杜冬每天收到五六百条私信，“小孩后脑勺拍圆了，小孩后脑勺又拍方了，很多这种莫名其妙的话。”面对追到理塘、痛哭流涕的粉丝，他摆摆手，迷惑又懊恼：“他根本不知道你是谁。”粉丝截他的图做成表情包，写上“反矫达人老baby”。
那会儿杜冬不用抖音，日常阅读巴别尔，工作完一天，入睡靠听印度宗教史和拜占庭军事史。他做梦也想不到，几个月后，一旦空闲下来，他就会在丁真的微博超话、豆瓣小组之间来回切换，还总忍不住跟人分享，“我今天又看到一个超好玩的”。杜冬甚至有了自己的超话，“老年棋社风”。
我约上一位“德云女孩”一起聊聊。一见面，杜冬求知欲爆棚，“先讲讲你是怎么接触这个圈子的？”“一个正常的经纪公司，一个刚出道的艺人，公司会怎么运营粉丝圈？可以详细展开。”“不过丁真，他不一样，他很特殊……”
对方一锤定音：不是你想不想踏入，也甭管你多么特殊，你有流量，你就已经进入了粉圈。杜冬拍手，“太对了，我发现这个事了，这不是你能控制的，它自己就形成了。”
他从粉圈结构、后援会组织，一直延展问到粉丝福利。“我听懂了，为什么之前丁真在博物馆合影会被骂，一是对他本人的消耗；二是这做法实际在破坏粉圈规矩。”他恍然大悟，这不是一个爱好者团体，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权力结构，粉丝认为自己有权决定他的未来。
很快他把粉圈和自己熟悉的宗教史联系起来，从手机里搜出一张图，一一对应宗派和人物，“这是郭德纲，这是岳云鹏，这是粉头，这是事业粉……”他说自己终于开悟了，整个晚上大概惊呼了几十次“太好玩了”。对面的女孩一脸木然，接连问我，他怎么了？
杜冬声音沙哑，语速极快，思维跳脱，好像知道别人听不清似的，总是辅以夸张的肢体动作，摊手、耸肩，时不时夹两句外语，有时候看着他讲话就像观摩一出独角戏。每当他和丁真觉得“有必要跟彼此聊聊天”，丁真就一下子被拉入汉语十级的听力考试现场，“杜老师你说太快了，我听不懂，你再说一下”，丁真像小机器人一样一字一顿地回复他。
春节期间，丁真出圈一百天，热度与增势趋缓，粉丝有点失望，“以前弹幕多到看不见脸，现在不用暂停都能看见了”。粉圈随之严重撕裂，一部分希望他脱离国企和地方，组建专业的经纪团队，迅速变现或发展演艺事业；更大一部分则拥护他的国企身份，希望他在保护之下学习和成长，与喧嚣复杂的娱乐圈保持距离。于是，杜冬在一个超话里被称为“杜爸爸”“杜老师”，颇有威望；在另外一个超话被喊做“理塘三劫”之一，是吸血鬼的代名词，还有人不断@相关机构，向上举报，话术类似“一个牧民小孩正在被国企的坏人欺负”。
而以此为前提，杜冬需要在一个薛定谔状态里，把握自己是否为丁真的经纪人。隔几天他就会收到指令，“你们先不要管了”，但也暂时无人负责丁真的具体工作。他只能“一边躺平，一边继续干活，同时沮丧着”。某种程度上他也理解，地方对粉圈和互联网传播陌生而担忧，希望丁真“不要昙花一现”，但首先要保证他“不再有舆论风险”。
有时候他自我反思，“我们的不专业真是人尽皆知”，他策划拍摄的照片反馈不好，“还是得女生来做，我的审美太直男了”；他去MCN机构取经，回来羡慕极了，“一个比他名气小得多的网红都能养40人的团队”。而那时他们连发型师都没有，他得会议中间打电话，再三嘱咐员工，今天拍摄之前你一定记得给丁真抓抓头发啊。
他也会有一种“上帝视角”的全局心态：各级政府部门、互联网大厂、粉丝、文旅机构等多方力量“全都搅进来了”，但也因此形成了制衡与透明——“大伙儿全部到大厅里来，你可以不做事，但是干坏事，对不起，谁也干不了，所有人在被所有人看。当然，也没人希望干坏事。”
我们还一起拜访了一位研究偶像工业的学者。学者分析，丁真走红的节点十分有趣，在选秀淡季，在人们对偶像工业的某些既定选拔、打投模式产生反感之时，在女性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的当下，他的形象符合大众对异域美少年的想象，他也从未经过资本的再生产。“你可以强调他和自然的关系，跟藏区的风物、与人的联结。这是他的生命力所在。”“或许丁真也可以成为一个学习向的主播，通过这种方式营造和粉丝的互动关系，一起陪他走下去”。
这和杜冬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在藏地从事内容和文旅工作十多年，从策划者的角度，丁真的出现，令他如获至宝。2020年11月13日，当好几个人同时给杜冬发微信，你们理塘在抖音上出了个红人，他让几个员工带上五千块现金接丁真来县里拍片子，“我当时觉得可能已经被人签走了，但拿现金的肯定少，这招对理塘有用”。员工到了发现丁真刚放牛回来，他们是第一家来的。杜冬连夜给县里的领导写信，列了几大潜在风险和签约意义，“将给旅游带来不可估量的价值”，他在这句话后面加括号，里面写，“虽然这么说对一个孩子不好”。
在他看来，藏地文化符号已空白多年，或者说陈旧已久。而丁真的成名恰恰剥离了藏族的固有符号——他不是传统康巴汉子的形象，人们的第一反应是“甜野男孩”。而之后的传播又说明，地方的固有印象也会更新迭代。杜冬说，如果有一天丁真能让藏地文化和旅游具有一种时尚感，而不总是那样神圣与死板，“真是让我再干十年也愿意”。
不过在丁真成名之后，地方性又开始发酵——他可不可以不穿藏装，他的时装照如何发布，他和地方是怎样的关系，他能不能成立工作室聘请专业团队等等，都曾是围困杜冬的问题。
第一次见面时，杜冬推荐我看一篇关于丁真的文章，其中写道，“当他和地方的精准扶贫联系在一起，就不再是一个流行文化的资本选择的结果，他成了一个主流文化的国家选择的结果了。”作者是北大社会学系的老师张帆，她的另一个身份是杜冬的妻子。
过年期间，在丁真一次藏戏主题的直播后，我见到了张帆。她曾做过两年关于藏戏的田野调查，却对这次的直播策划并不买账。她对杜冬说，“你知识分子的包袱放一放”“你不能是一个爸爸的心态，你要把自己当20岁”“追星是追什么？是我对他无意义的日常都产生了好奇”。
实际上，这种“无意义的日常”已经在理塘构建了一个“丁真宇宙”，“王友梅”（谐音网友们，丁真粉丝昵称）把下则通村的生活当情景喜剧一样追：胡波拍摄丁真的那条小路被称为“星光大道”，是打卡圣地，有人会买上一盒同款泡面；丁真的舅舅像“疯了的郑伊健”，丁真身边的小伙伴有恩珠、公主、可乐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昵称、个性、故事线；经常教丁真打鼓的被称为“蛋糕人”——因为他在古镇入口处开了一家蛋糕店。杜冬和高小平则是“杜爸高妈老两口”。除此之外，丁真还有两只小马一头“真”牛，他还很害怕村里的恶犬花花。如果你飞越横断山脉，来到4000米海拔的理塘，你不一定能如愿以偿地见到丁真，但你很容易偶遇他们。
后来杜冬想，今年的古镇旅游或许可以开发一个包含这些丁真周边NPC（非玩家角色）的剧本杀，大家来了边逛边玩。而下次直播，就让丁真和小伙伴们一起做游戏，“像综艺里那样”。
天气逐渐转暖，高原的冰雪融化就像埋在胸腔里滴答滴答的倒计时器，等旅游旺季到来，理塘将如临大考。杜冬曾比喻，丁真就像“啪”一个大大的超新星照亮天空，理塘汲取了百分之一的能量，够用好几年，可他担心理塘要被这道光“烤焦了”：一个只有4000多张床位的小城如何承载涌入的游客？会不会酿成巨大的旅游危机？
“对古镇来说，抓住机会，你是理塘模式，能为民族地区小县城提供某种样本；做砸了，也是一个有意思的教训。对我个人来说倒还好，但如果旅游没做好，有一天理塘人民觉得在古镇里搞文化旅游这条路走不通，那我是要承担责任的。”杜冬说。
他即将进入旅投公司总经理任期的最后一年。
飞机停留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机场稻城亚丁。杜冬摆手示意我放缓脚步以防缺氧。廊桥走道上，人人都像刚刚探出太空舱，杜冬悄声对我说，要切换至90年代的效率了。
司机土登已在门外等候。土登高大壮硕，一张笑憨憨的脸犹如圣光笼罩。他是曾经的藏医、还俗和尚，业余时间倒腾二手车，现在唯一要紧的职务是丁真的助理，正被几位举着手机直播的“王友梅”团团围住。
2007年，还是上海白领的杜冬第一次来理塘，在赛马节上对康巴姑娘曲西一见钟情，“我只是看着她的眼睛，就觉得整条河流都在她的目光里闪烁”。几年间他多次穿越中国腹地，为她做了许多“痴情的蠢事”。后来他把对姑娘的爱恋、对理塘如故乡一般的亲切写成15万字的《康巴情书》，并辞掉了工作，到藏地专职写作。
直到现在，杜冬仍习惯于认同过去的身份。“我是一位作者、译者、记者”，央视镜头里的自我介绍这么讲，每一次工作汇报的PPT开头也这么讲。“杜老师是个文人”，身边人评价他时，开头也总是这一句。
除了丁真的零碎文案，他已经大半年没有写作了，电脑桌面上各类方案几乎要叠放起来。春节假期，理塘旅游和丁真发展像两个独立又相互缠绕的线团，两头拉扯。每晚哄睡女儿，他躲至厨房把白天“取来的经”写成方案发给分管不同事务、不同层级的人，有时候对写公文的繁文缛节不耐烦，他就对着语音软件说，再转录成文字修改，领导和同事常常在半夜两点收到他传来的文件。
“村长说看不懂。乡长说，哎呀杜老师，计划很好，但很有难度啊。”他模仿给土登听，表示“我有点寒心”。但不出意外，他会把方案进行调整再次提交，他早已习惯了这里的办事效率。
十年前在拉萨时，杜冬认识了被称为“318国道灵魂”的孔二小姐。孔二有股江湖侠义，在藏地广结人脉，理塘的县委领导赏识她的闯劲。
18年，当理塘决议发展文化旅游，孔二推荐了杜冬，领导也力排众议选择了他。这在当时曾成为县城里的一则新闻，每个要素都显得耸动可疑：贫困县的一家国企，高薪聘请了一个外地人，以汉族人身份主导藏区旅游开发。他还是个文人，从未做过管理。
《康巴情书》的序言里，杜冬曾写道，或许有一天你会来到这个普通的高原小城，沐浴在紫色的阳光里，或许还会在滚热的围墙边见到我——预言成真，不过他不再是浪漫求爱的南京小伙，变成了现实的理塘“果赤”（藏语里领导的意思）——需要应对前来“浪漫求爱”的“王友梅”。
理塘在他眼前展开的面貌，也不仅仅是十几年前的浪漫画卷——“道路沿着茶马古道摇摇晃晃，白云从折多山上一直滑到大地，藏居像酥油块惬意地泡在蜂蜜色的阳光里”——而变成一道道关于基建、审美、管理的难题。
我们沿着河道一路往上，有人在岸边洗衣，有人汲水而过，这条浑浊的小河兼顾了部分村民的水源和排污管道，正在改造中。杜冬说，这需要撬动十多个政府机关联合作业。
河岸两侧，藏房与汉房交错出现。汉房崭新气派，门前修着高耸的台阶，攀比着往上盖，遮挡住了远方的寺庙雪山。正在建的援藏记忆博物馆，诡异地安装了一顶欧式风格的黄铜色大门，杜冬觉得审美崩坏，用手指点，“一会儿凯撒从里面走出来我都信”。
丁真走红前的两年，杜冬的工作围绕着古镇的一砖一瓦，连石板墙上的一段翻译他都能讲出背后曲折的故事——没人会英语，员工交上机翻，香根活佛被译做“带有香气的树根”——现在的版本是张帆帮忙翻译的。
杜冬极力争取在理塘建设了“仓央书房”，供村里的孩子读书和课外活动使用。这是一座木质结构、玻璃外观的阳光书房，丁真走红后曾短暂成为媒体接待处。不久前，有品牌愿意捐助，杜冬第一反应是再建几座，布局在不同的村落。他想，这些书房可以成为一个“滴灌式”的培养皿。如果村里的小孩从小就在这里读书看电影，和游客互动，他们对旅游的认识就再也不一样了。
旅投公司的员工是理塘第一拨旅游人才，“硬灌进去的”。他们大多是杜冬选拔景区讲解员招聘进来，本地人，二十出头的年纪，刚刚读完高中或大专，从未接触过旅游，一般最远去过成都。转正考试有题目是列出十个外省或外国景点，大部分人刚开始只能拿到两分。
他们在办公桌前放着一本公务员考试书，一到统考办公室空无一人。杜冬手把手培养了两年时间。我曾看过员工早期写的执行方案，官话套话复制粘贴，“讲解员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杜冬用红字在后面标注：“废话没必要讲，不遵守的都在监狱里”。去年夏天，当旅游大巴开进理塘，这些考试书渐渐落了灰。
杜冬教员工们喝咖啡，使用笔记本电脑——这样就能随时随地进入工作状态。但据我观察，笔记本已人手一台，大部分人至今喝不惯咖啡，真正被改变的只有外出机会更多的丁真。做汉语对话练习，模拟点单，他会说“我要点咖啡”。
杜冬也利用起身边一切资源。一旦有出差机会，他就轮流带人出去，去外面的世界看看；跟别的公司谈合作，他想的是，能不能派我们员工来你这实习两周。去年他真这么做了，把几个员工拉到成都上班，让他们早高峰挤地铁，晚上回来做小组讨论，“体验下996”。
丁真走红后，他们的世界也迅速对外敞开了。
员工们都会向我提及，初见杜冬时完全没想到他是领导，“一点样子都没有”。他自己也不适应。员工打架，他解决不了就扬言辞职；他认真处理两个姑娘的纠纷，发现她们突然和好如初，把他晾在一边；古镇里的商家，停电停水了丢了只水桶都找他，吓得他关机；国企流程复杂，体制内自有逻辑，他一窍不通。一些行政会议，他待了一会儿就说，没事我先走了。
直到现在古镇各个路口还会常常出现这一幕：杜冬一身邋遢地骑着电动小黄车，警卫看到他，不知道要不要敬礼。敬吧，画面有点滑稽，不敬吧，又确实是个领导。每次在警卫右手无法安放的间隙，杜冬冲他一笑，双方心领神会地糊弄过去。
“丁真现在的问题关键是没有作品，核心物料仍为《丁真的世界》这样的宣传片。他需要紧急成为创作者。”回到理塘第二天，丁真首次内容策划会上，杜冬开宗明义，办公室里坐着副总高小平和杜冬“最得力的员工”——老丁、小妹妹、土登等。
合作方计划推出一些短片作品，每一条都是关于丁真如何去寻找自然，寻找范围以理塘为主，一直延伸至青海和林芝，容纳藏地各处的自然与人文。
杜冬想，出圈四个月，丁真应该更立体、更复杂，他不再是一个大山里的孩子了，不能只是展示他的世界了，“他要开始思考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他的困惑得出现了”。
登上高原前，我曾参与这组短片的脑暴会。合作方带着一副扑克牌、一个日本《小森林》气质的样片前来，“没有人比他更懂藏地”。杜冬把拍摄场景和内容要素——理塘虫草、贡嘎山、林芝桃花、岗云杉林等等一一写在牌面上，再像红心接龙的纸牌游戏一样排列组合，40分钟后，几条短片主题浮现。
制片人谈论的影像风格他不懂，但视角和价值观他要摆准。“拍藏地最容易陷入的误区是，因藏说藏”，杜冬对着一桌扑克牌，“你看我这里多美多好多纯净，你那里不行吧。这就非常糟糕，你没有同理心。日本好就好在有小确幸，一朵小花开了，一样看到春天。”
如果翻阅杜冬早年间写藏地的文章，会发现“原始神秘”是个高频词。张帆说，那是一种非常男性化、居上且外在的观看方式。但到了后来几年，这些词语逐渐消失不见，“那时整个文明的样貌开始在我面前有了一个模糊的轮廓”，杜冬说。
想象的远方一点点嵌入人真实的细节。在拉萨时，他住在民国初年的古屋，每天早上被小昭寺的鼓声惊醒，起来拿一份《西藏日报》到对面茶馆去，春耕、赛马、城市建设和互联网常常出现在同一个版面上，而邻座的老人一路磕头朝圣而来，“所有时代的碎片都压在一块了，你能看到一整个文明在当下的投影，它不是蓝天白云，也不是巴扎嘿。”杜冬说，如果风景里没有“人”存在，对他而言毫无意义，“许多代人在这么高的地方创造一整套文明来适应这种生活机制，才是魅力所在。”
杜冬也想剥离丁真身上这种圣洁的、纯粹的符号想象，把他还原成“人”。
土登汇报，带丁真去看了《你好，李焕英》，孩子汉语进步大，“该笑的地方都笑了，该哭的地方都哭了”。杜冬嘱咐土登，汉语和声乐固然重要，但丁真还应该学学新媒体是怎么回事。“建立双重身份，既是明星，也是运营明星的人，杨幂难道不参与杨幂的运营吗？”
这次回来，他坚持微博和抖音“更多地让丁真自己拍”，划定接下来的传播方向，展现日常就很好，重要的拍得好玩。丁真可以穿白衬衣，打领带，他可以系得好，也可以系不好，都没关系；他可以自拍抓抓头发，文案写“哎今天发型师请假了”……
老丁是杜冬的前助理，全名丁真绒姆，是个97年的爽利姑娘。像她这样名字里带“丁真”的，旅投公司还有三位，这在藏地像“张伟”一样常见。老丁办事靠谱，去年被调去成立宣传组，一个月后，丁真爆红，宣传组就地完成职能转化，现在她是丁真的宣传。
几天后，老丁将一些策划落地，发布之后效果不错，比如丁真两张穿着白T恤、顶着一头乱发的“装凶自拍”在微博上获得了13万的点赞量。
“小马账号我的目标是20万粉丝。”杜冬打个响指，“come on”，继续给团队施压。“等到旅游旺季，珍珠每天要出来营业的，珍珠电视台，每天播报旅游预警，啊卫生间挤爆了，啊格聂雪山没信号了，古镇预约满了……”这些潜在、几乎必然发生的旅游危机，他在脑海里想了无数遍，但说不定也能做成脱口秀一样好玩的内容，“猛烈地吐槽自己”。
按他的设定，小马珍珠是文艺欢脱的英国酸男，赛马青龙是肌肉发达的美国直男，他还为它俩写过一段相声，被老丁她们以“太长不看”一类的理由给否了。
小马珍珠是杜冬发现的IP。第一次到下则通村去，丁真骑着它拍完视频，白色的矮脚马往地上一倒，滚来滚去，“懒洋洋又贱兮兮的样子”。杜冬扭头跟老丁说，这马会火。似乎冥冥中有天意，18年底杜冬入职旅投公司时，曾找人设计了一匹马，为赋予其正义性，第一次员工见面会，他就介绍了日本的熊本熊对当地旅游的拉动效应——“理塘是赛马之乡，理应是马”。董事长张玺在底下坐着，问你这马怎么一脸油腻戴着金链子还喝着咖啡？——或许你能按照仁波切版的马男波杰克想象它。
接触久了，很容易发现杜冬拥有一种神奇的离间能力——跳脱出他所在的具体情境，像一个作家一样描述它，像游戏玩家一样建筑它，再棘手的事情很快就会变得“好玩儿”起来。他把这个词挂在嘴边，先于逻辑和理性，几乎成为他评判世间万事万物的标准。后来他承认，这种近乎本能的好奇心、毫无来由的乐观主义保护了他的情绪，还有大脑的正常运转。
不过有时候这种好奇心近乎失控，他能在一小时蹦出十个点子，自己坐在那发抖、狂笑。比如他想做一个Gihihi营地，挂上日式鲤鱼旗，摆上特洛伊木马——不过都是马珍珠的样子。营地里有青稞酒吧、有锅庄舞会，还有丁真的周边旗舰店，粉丝手持一罐“真”牌氧气，坐下“吸真”，特别会讲故事的高老师站在舞台中央，摇着扇子，被包装成“理塘郭德纲”，“整个一藏式土嗨风，太好玩了”——而这个街区，也是有正经PPT方案的。
这种自由和欢乐的精神在如今的舆论场上显得另类，容易擦枪走火，和保持沉默、追求安全的艺人运营策略也有着一条明晃晃的鸿沟。
微博上，在部分男性攻击丁真“文盲”时，杜冬闭关两小时用“马言马语”写了长文回应——“多一种世界观，就多一条呼吸的路”——我曾和张帆讨论过这次回应，她说当涉及性别议题，又上了热搜，相当于给别人递了一块砖。杜冬在一旁不以为意，“刚开始的确不懂嘛，但给自己挖坑我想到了，中国的偶像是不太说话的，我觉得也挺无聊的，前期我先冲一下。”在评论区，这只马至今常以插科打诨的方式嘲讽娱乐圈，“你将收到一份来自马明星工作室的律师函”。
杜冬也在观察琢磨着“王友梅”这个群体。他在那些宏大解释之下看到了非常具体的人。他去大厂谈合作，看到有桌面上堆满了文件、零食和电子产品，角落里放了一张丁真的照片和一盆小花草，“我一下理解了她为什么喜欢丁真，她要在KPI里找五分钟空闲，看看男孩和草原，我那个年代要想看，我直接跑去了，但现在你走不了了。”
最近他意外发现，经常有三十多岁、受教育程度很高的女性来理塘，一待就是十天半月，也并不狂热，教教当地小孩汉语，去村里逛逛就很满足。他自己分析，“可能小女孩乐于把偶像捏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但这类精英女性不喜欢捏人，因为她自己就是被捏的产物。她们最初喜欢丁真，也是因为丁真明显没被捏过。”他还会收到非常长的私信，看起来跟丁真一点关系也没有。她们诉说职场和家庭的痛苦，把理塘想象成一个具象的远方，一个真实存在的身心安放之处。
丁真演唱的《马背上的理塘》里有句歌词，藏语发音十分类似“打工给理塘，大姐姐怕啥”。杜冬在会议上对老丁说，做成一副对联贴在公司门口。
跟访杜冬两个多月，最令我意外的是，这么欢脱的一个人，经常逛着丁真的超话就眼眶湿润。他说那是一种“审美的哭”，“里面有特别美好的部分”。就像他当年对曲西的着迷。
现在丁真也得去理解和面对这样“汹涌的爱”，最近直播念评论的时候，他会吞掉“老公”这样的字眼。“王友梅”说，孩子长大了，不好糊弄了。
德西一村的村长来了，还扛着一面锦旗。
“我每次见他，我心中有一种特别感恩的感受，我们本地人都做不出，杜总真的给我们理塘做了很大的贡献。”村长说。
杜冬罕见地慌乱，迅速进入主题。旅游旺季时，稻城亚丁高峰期一天流量能到2.5万人，理塘虽是必经之路，却因高反拉不来人。“但今年大家很可能会想，我顺便看看丁真的家乡去。”杜冬算了一笔账，“如果一半的人停一下，每人花100块钱，这是多少收入？可理塘怎么承载这么多人？”
再因势利导。他希望村长发动村民做两件事。一是参与培训，古镇需要讲解员、领队、服务人员。二月杜冬利用丁真效应组建了线上志愿者团队，分领域让他们做了相关课程。“不培训一律不准上岗”，他态度强硬。
其实不久前他就接到了第一单投诉，有民宿取消预定坐地涨价，杜冬直接反映给了领导。后来在政府会议上做旅游预警汇报，他把一张人群围观跳楼的新闻图片放在开头，“这就是理塘正在面临的情况”。
他希望村长回去劝说村民把家里多余的床位让出来，旅投公司进行小型改造，统一定价、管理。“大伙儿不至于流落街头，村民不至于为了抢客打起来。”
这些思路对应着杜冬最惯用的做事路径：搞培训；发动社区的力量；抓住一切能引入人才的机会，引入不了就“蹭思想”。这多少带点知识分子的启蒙意味，有着自下而上改造的朴素愿望。相信当知识流经人的头脑，眼界打开，落后的观念至此发生改变。
杜冬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北京一个单元楼能撬动的资源可能都比当时理塘整个县要多。
去年，他想组织村民去新都桥、乡城、丹巴等几个周边民宿做得好的地方看一看，“别自己闷头瞎搞”，开始找不到钱，后来他说服张玺公司掏钱，让员工挨家挨户地问，最后人没凑齐。村民们说，带我去玩可以，但你耽误我时间了，你得给我钱。
那时没有肉眼可见的市场，村民改造民宿也不为市场，“你做得再好，有人住吗？”，大部分人想的是拿到政府补贴，或者看能不能把政府招待的签单转移过来。
过去两年，杜冬一直处于时间的紧迫感中。他打开电脑D盘，一个方案接一个方案地过，“这个做出来了”“这个基本实现了”“这个凑活算有了”“这个没做”“这个也没做”……其中“2020空间”的延期，成了他一桩心病。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是在半空中，飞机轰鸣剧烈，上下颠簸，他提示我，“讲起来可能有点理想主义啊”。
“2020空间”是杜冬计划中一个真正可被推广、复制的模式。他希望在政府和商家之间，通过一个敞开的空间联结本地社区和外部项目，引入人才、社会组织、科研机构、艺术家等，以更高效、现代的方式做本地开发，“凡事探讨着来”。这个空间甚至可以沿着318国道流动办公，把藏地资源和活力调动起来。如果有一天丁真想回馈家乡，他带来的资金和项目也要进入这个空间。
“2020空间”被拖到了2021年，仍未有动工的迹象。董事长张玺的解释是，杜冬永远把钱的问题放在第四、第五的顺位上。“他会刷刷刷地写出来，但执行是每个齿轮都必须扣上，他不会考虑这个精确性”，“我最怕他涉足商业，很多人跟他聊聊就把他套进去了”。他形容自己是杜冬宽容的领导和烂摊子收拾大师。
张玺矮胖，属虎，人称虎总，在理塘出生长大，多年在外闯荡，颇有经商头脑，国资旗下有15家直属企业。听员工们聚在一起绘声绘色地模仿他，是我在理塘的一大乐趣。他们说，杜老师讲事五分钟，虎总开会五小时，其中四小时在骂人，但骂着骂着总是自己先哭起来，“就这样给我们洗脑”。
虎总说，杜冬刚来的时候，带着员工去给博物馆里的蜡像编头发，气味刺鼻，人干吐了。他很生气，“这是乙方干的事，我掏了钱的”。杜冬才知道有这个区别。
去年景区正式运营前，虎总和杜冬“干得很凶”，杜冬希望博物馆免费开放，更想争取高质量的散客，而不是旅行社拉来的标准大巴客。但虎总的方式是，博物馆收费，再让利一部分给旅行社，第一辆大巴才顺利驶进理塘。
那一天，看到古镇里的游客超过一千人，虎总毫不意外地哭了。
杜冬说，丁真走红后，理塘的变化被极大加速，有了几十年一遇的外部动力，但不在旋涡中心的人可能会固守旧有经验，看不到或者看不懂社会力量有多大。
但村民受到了最直接的召唤。今年第一期培训，两天时间招来了八十多人。丁真村里的亲戚、放牛的伙伴都来了。杜冬上来几乎是参考了灾难片的叙事套路，“恐吓式”地预警了各种危机，甚至有“市面上氧气出现黑市、高价哄抢；私自带客人去冰川草原，从悬崖坠落”一类的情节。
“我说走就走了，但你们是理塘人哦。”杜冬注视着台下，眼神不容置疑，“大伙儿其实在见证历史，做不好的话，一代人又被耽误了”。
今年十月合同到期，杜冬大概率会走。女儿快四岁了，他在县政府招待所住了三年，没有洗衣机，脏衣服每两周送去民宿老板家里洗，去年一共回京三次。张帆习以为常，“老杜的精神常常是飘离在外面的，不管肉体在哪，反正精神永不在家。”
他身上很少中年焦虑的痕迹。房子、权力、职场晋升、子女教育几乎从未出现在他的语境里，倒是中世纪、宗教史、文学和旅游出现得最多。在北京期间我们常常就近约在海淀黄庄的咖啡馆，周围都是补习的孩子，忧心的家长，所有人在赛道上狂奔。他说，他在藏地见那么多人野蛮生长，倒是这个环境令他感到陌生又新奇。
但在理塘，杜冬又是孤独的，“没人能聊天”。回去之前，他跟我讲了一晚上心中酝酿但尚未写出的故事，时空混乱，魔幻现实一线之隔，人物总是突然“长出第三只腿”打破故事的固有格局。他说这样的叙事令他“心潮澎湃，热泪泉涌”，独角戏进入了高潮，他兴奋得手舞足蹈，好像生活里只剩下这一个拥有文学自由的夜晚。
只有一次我感受到他生活琐碎里的难过。他接了个电话回来，人有点怏怏的心不在焉。“幼儿园老师说小孩不喜欢跟别人玩，总自己待着。可能是缺乏关爱不自信。”我后来得知。
在他以丁真“杜爸爸”的身份为人所知，在员工小妹妹说“杜老师教育我就像父亲一样”时，家里却有一个失落的小孩。
张帆希望杜冬及时抽身，尽快回归写作。当一个人类学者和深入藏地一线的人组建成家庭，他们在饭桌上经常会进入辩论时刻，“他有做游戏的心态，我有看戏的心态”，张帆说。
她认为，杜冬扮演的是资本的前驱。在藏区传统社会里，宗族和地脉盘根错节，难以被资本征用。而旅投公司这几年的产业开发，剥掉了藏区“最硬的壳”。她在论文里写，藏戏的舞台不再是草原，新的神成为了游客。
“还是有一些地方是现代性和资本进不去的，做为研究者，我愿意看到一些积极的抵抗。”杜冬听完自我反思，“我们教会一部分人学会游泳，但其中一定有人被淹死了”。
当把扎西卓玛漂亮的两层小楼改成仓央嘉措博物馆，当工人们清走这一家人的生活痕迹，杜冬靠着一楼的柱子拍了张照片，一直存在手机里。他无法确定，他是不是入侵并取代了这一家人热烈的生活，但他要留个证据，“说明这件事是我做的”。后来古镇拆掉什么老物件，旧门锁、老招牌等，他也都收纳在自己的房间里，“像等待某天历史的审判一样”。
杜冬总结，在理塘做事，他有两个关键人物。县委领导是帅才，有谋略，做事往前看三步，但困于事务繁多；虎总是将才，能往前冲，是当地少有的尊重市场逻辑的人，但又有商人固有的角度。他知道自己在他们的眼中，书生意气、理想主义、死心眼，“但这才是我的价值”。
杜冬曾花一年时间建立起HR岗位和绩效考核制度，每人每周都有可量化的工作清单，连错别字也要扣分，上下班用钉钉考勤，旅投公司是理塘第一个采用现代管理方式的企业。但员工最看重的前途和钱，他给不到——他提的占股和分红方案，被否决了；他开玩笑说想裁掉一半的人，剩下一半拿双薪，但别说不干活的副总了，普通员工他也开不掉；国企转正难，杜冬只能买来《劳动法》，让他们自己研究怎么做。
杜冬说，“如果说2018年底，我无法体会体制内是怎么玩的，那现在这个点上，我几乎已经无法体会没有体制还能怎么玩的了。”他引用托克维尔的话：成功的革命改变了一切之后，你甚至想不起来革命以前是什么样。
刚入职的时候，他有时会看到女员工胳膊上有淤青，“被父母打的”，后来她们挣得收入，成为了小县城里的职业女性。相比公司里的男生，杜冬也更心疼她们。
去年夏天，除了日常工作，女孩们还要在古镇里跳舞，头上编着小辫子，头皮晒得通红，一晚上30块钱津贴，“超可怜的”。有个叫降央曲珍的女孩动作慢，但干活认真，凌晨一点多还在办公室整资料，杜冬陪着她，她突然大哭起来，整个人在笔记本前瘫软垮掉了。她说她很难过，杜冬说我知道。“我第一次在高原上见抑郁症”，一会儿他又补充，“说是抑郁症我都亏心得很，抑郁症这么现代的病，你起码有个自己的空间，她二十多了还睡在客厅。”
后来我和曲珍聊天，谈到杜冬，她哭得停不下来，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她聊到杜冬对她人生的影响，聊到她知道他很快会走，女孩泪光闪烁，“只想他生活得更好一点”。
3月14日那天值班夜，五六个女孩都在，大家喝着青稞酒，围炉夜话，叽叽喳喳地问杜冬，什么时候再带我出去，“这次该轮到我了吧”。今年旅游肯定会挣钱，那我们有奖金么。她们还开玩笑，杜老师你什么时候卸任法人，我们这就告公司剥削我们去。
分离尚早，没人准备好伤感，快乐的气氛一直持续到深夜。
丁真有天突然说，小妹妹是城里人，小时候就去过很多地方。杜冬反驳他，你现在北上广深都去过了。丁真说，我红之前没去过。杜冬很高兴，这说明他知道自己的生活发生什么了。
二月底从微博之夜回来后，老丁发现丁真变化很大。以前上课多少有点不情愿，毕竟放牛更熟悉、简单。但在那个星光璀璨的夜晚，丁真看到了蔡徐坤、黄子韬的舞台。再上音乐课，丁真变得投入了，从三点一直学到了八点。他还开始看评论，很多时候只能认一半，就拿来问老丁。碰到不好的言论，老丁就骗过他，“不想让他受挫”。
丁真身边很多人都反馈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内心是自卑的。音乐老师发现后，就每天暗示他，你是super star，你也要叫自己super star。
老丁跟着丁真也体验了很多自己人生第一次。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离开四川，第一次见到外面那么大的世界。她跟过去的朋友已经有点“聊不来”，怎么二十五六岁就必须结婚了呢。她要做自己喜欢的事。老丁也迎来了属于她的“成人礼”。
杜冬有时候换位思考：你刚发现自己被万众追捧，又发现以前拥有的大部分自由都没有了。当二者同时到来，是什么感觉？
回理塘后，杜冬每晚都去看丁真，打打游戏，查下功课，再教一下微博抖音怎么拍；外出参加活动，杜冬觉得像是带孩子参加夏令营，“去一个陌生环境，先得让他适应，还得让他考好”；两人分开时，丁真会给他发表情包和偷拍其他员工的小视频，杜冬就降低语速，最日常的方式跟他搭话。由于语言和生活的隔阂，两人一直维持在浅层交流，但又有种隐隐的亲密感。
杜冬也在琢磨，丁真会怎么认知他、看待他。他觉得自己可能是丁真过去生命中没有出现过的、没办法用经验归纳的一个人。杜冬托着下巴，在屋里来回踱步，按照丁真的想象描摹自己：这个人总说莫名其妙的话，走路带风，讲话又快，爱喝咖啡，会看书，在车上总东指西指发号施令，好像是领导但又跟其他干部不一样，他也不是每天一起玩的好朋友，但至少目前来看这个人在身边没什么坏处。“我们男人之间就是这么互相试探的”，杜冬说。
签约丁真之后，杜冬曾多次让土登带话：如果有合作方欺负你，你要想走的话，没有人敢拦。他还嘱咐土登一定要教会丁真“藏式忽悠学”——适时表现自己的无助和弱小，保持尊敬，对他自己有好处。
有时别的方面来安排丁真的行程，从流水的合影到临时的活动，丁真和团队已经学会拒绝。丁真会说，我身体不舒服，我不开心，我累了。每次冒出新理由，杜冬都感到高兴，像解锁了新技能。丁真也开始主动问对方，我们要拍什么，要用在哪里。杜冬还发现，丁真会看数据，“他能最直观地感受到，是什么人在帮我想，什么人在糊弄。”
“你要想着，你今天做的所有事情，丁真有一天都会看到的，也都会明白的。”杜冬说。尽管事情一直处于急速变化之中，但杜冬的核心思想未变：他能把握和相信的，是丁真个人意志的成长；唯一能下赌注的是，“只要时间够长，人的成长一定压过一切”。
杜冬觉得现在丁真成长上最大的问题是，身边人都太宠他了，他没受过什么挫折，也没见识过世界的险恶，而独自面对的世界的这天必然到来。他想把三个月前在博物馆未讲的话继续讲给他，你可以自由地做决定，但万物都有代价。
他有一些计划中的“特别教学”：他想当着丁真的面和别人吵一架，让他学学怎么面对冲突；他让丁真每晚以口述的方式记日记，“有觉知地度过每一天”；他希望帮助丁真找到一个文艺爱好，“文艺的作用在于安慰自己，永远不会过于焦虑。”
最后一次采访，我问杜冬，设想中和丁真之间可能的冲突是什么。
杜冬想了一会儿，“他觉得我是来这挣钱的。对我来说，知识分子的面子是放不下的，他如果这么想，我立马滚蛋。”说完他大笑起来，又补充了一句，“也没关系，离开之后我从此就有一个有钱人朋友，喝酒他买单。”
从回到理塘的那天开始，杜冬就酝酿着要在丁真20岁生日之前，作为老师和他深聊一次。首先要告诉他目前的局面，“你需要找到自己的主场，你需要定下想完成的目标”，他还想告诉他“丁真的世界”真正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金钱，欲望，虚荣心，选择的诱惑，与家庭、故乡、前二十年经验的割裂……
“这些事情一定会来，一关又一关。”
在成都拍摄的一个雨夜，酒店房间里，杜冬按照他的设想和丁真“一关一关”地聊。
丁真听完，做了一个鬼脸，露出了标志性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