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相亲角是旧式中国媒人业务的延伸。天坛公园，作为全国闻名的相亲基地，汇聚来自各地的忧心父母与大龄子女。游走于相亲角的各类人群，一方面安于维持现有的稳态，另一方面又渴望着实现人生的跃迁。2021年6月，我们深入天坛公园，近距离观察相亲角中的芸芸百态，对话其间的奇闻轶事。”
| 作者 | 白易晗 徐梦瑶 郭艺博 程雪儿 |
| 责编 | 程雪儿 |
| 排版 | 宋子尧 |
72334 + 68844 = 141178
72334 - 68844 = 3490
2021年5月11日，国新办发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在中国约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72334万名男性从68844万名女性中，已然、正在、将要或从未遇到能与他结发为夫妻的心仪对象。
而在天坛公园中不及半个篮球场大的一片方寸之地，“驻扎”了成百上千份承载了某人过去几十年人生总结的A4纸。年龄、资历、财产、外貌……
无数单身青年朦胧的面貌以笼统的形容和超高的密度集结在公园一边，供无数焦灼的父母伸出渴求的触角，将两段了无关涉的人生原地牵线、就此搭桥。
刘大爷扮演的是相亲角中最叱咤风云的重要角色。每周四早晨，他准时出现在天坛公园相亲角，戴着标志性的鸭舌帽，穿着灰扑扑的老北京布鞋，斜挎的黑色皮包上张贴着自己儿子的信息。身高一米九，生于九三年……
简短的词汇拼凑出28岁的小刘支离破碎的剪影，也成为老刘坐拥最多信息、享受最多问询、在此呼风唤雨的丰厚资本。
对自家儿子的自信是他挑媳妇时“高标准、严要求”的重要来源，也成为他屡屡失望、继而频频生气的根本原因。
前两天，他“屈尊纡贵”地关注了“陌上花开”公众号，试图从这个主打“985圈子”的高端相亲局里，挑拣出最符合他眼缘的亮眼学历、精修美照和堪比婚姻专家的恋爱宣言。
可惜，他一次次败兴而归。
“都太丑了那些个女孩，我看不上！顺眼的都少！”大爷不耐烦地把头一撇。
“没有！长得太次了，看不上！”
“我跟你们说，这叫漂亮姑娘。”他用手机展示了一张抖音同款的“网红”照片。照片上的女孩身穿凸显身材的健身服，以完美的角度从登山小径的石阶上回眸一笑，精准狙击了这位老父亲的心脏。
刘大爷始终坚信，只有“网红”的颜值才能与他的儿子相配。因此，即使他亲自辗转北京市多个相亲角，张罗相亲长达三年，接触过成百上千个“优秀姑娘”，小刘的婚事依然遥遥无期。
“你们别看网红什么样，你看看我儿子什么样。一米九的个头、九四年的、二十三岁就硕士毕业。一个学校出不了十个！”刘大爷拿出精修的全家福，图片中微笑得略显不自然的年轻人，在父亲的形容下仪表堂堂、德才兼备，是绝对万里挑一的人物。
“你们看，我这儿聊过好几个清华毕业的。这个，97年、清华双学位，你看这多牛。你再看这模样长得，鸭蛋脸。这脸型，我连见都不见，耽误工夫！”
“还有这个，一米七五。98年的，跟个大娘们儿似的，长得多老啊！这都不行！”
“一米七五太高了。你想想，我儿子一米九，找个一米七五的，生个女孩一米八那得怎么办。必须得是一米六六到一米七！最高不能高过一米七二，最低也得一米六五！”
妆容和发型的成熟成为“老姑娘”的表征，朴素又生活化的图片则难以博得刘大爷的欢心。对方的身高成为是否会被“一票否决”的重要指标，而报上真实年龄则是加到刘大爷微信的必过门槛。
围观众人流露出将信将疑的表情，但依然顺着他的话说道：“您儿子既然是一个学校出不了十个的人物，那得找校花级别的姑娘啊……”
“哪儿校花啊，我们就一般人，顺眼就得！”尽管措辞谦虚谨慎、极力掩饰，刘大爷的沾沾自喜还是溢于言表。
“我就这模样儿还找跟我一边儿高的女的呢。我媳妇儿比我小13岁，还是处女。我当年搞对象，一个标准就是：不是处女我可不要！这话我悄悄跟你们说啊，男人如果找的不是处女，一辈子好不了！不管是男孩女孩，都得尊重自己！”
最后的最后，大爷语重心长，如此告诫旁人。
事实上，相亲角中一张张A4纸上的人生关键词，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无序的排列组合。这张纸上出现过的，隔一段路又能看到相似的；而那张纸上没有的，方圆几米之内可能连续遇见多次。
一个个鲜活的单身青年化身衡量世俗成就的数字，人生履历清晰醒目，个性特征却无迹可寻，如同从数据库中调取的客户信息一般隐于后台，鲜有粉墨登场的空间。
湘湘，女，83年，北大法硕，年薪五十万，北京有房；晴晴，女，91年，985毕业，工作稳定、北京有房；小鑫，男，85年，银行副董，税后月薪五万；小石，男，94年，北京户口，公务员家庭，工作有编制；小岱，男，90年，美国留学归来，培训班英语教师……
琐碎但重要的资质构成了父母权衡的筹码，也构成了家长们双向选择的依据。
若是在相亲角里浩如烟海的简历中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女孩子的简历通常更崇尚低调甚至有所遮掩，而男孩子的家长更容易对儿子的傲人成绩赞不绝口。
经验丰富的家长们往往慧眼如炬，知道男方家长对于儿媳的期待更多在家庭上，事业过于优秀的女孩会给男方压力，反而不利于相亲成功。
例如，一位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的姑娘的父亲告诉我们，他女儿毕业后亲历了一家公司上市的全过程并且成为股东之一，但在简历中只笼统地讲道“工作在北京”、“年薪几十万”；一位在北京打拼的姑娘凭努力开了多家口腔诊所，但在相亲的简历中对自己的事业之蒸蒸日上只字不提。
很多女方家长都表示，“（对女生来说）收入越高、学历越高，相亲就越难”、“女孩子太优秀了，男生会有压力，就不愿意组成家庭”、“优秀的女孩子，年龄越大，考虑得越多，人越清醒，想得也越周到。要想有个完美的家庭需要考虑的就更多了”。
而男生的家长，则似乎更愿意将自己乃至家庭的所有优势公之于众，因为相比于女孩，社会对男生事业的成功更为看重。
“这是我儿子。您瞅瞅，他这本科虽然只是个211吧，但人家勤奋。他现在可是公务员，还有编制。都是他自己考的！当时一共200个人去考，他是第六名！”
“我儿子啊，国企工作。年薪……大概十几万吧。但是我们家三代都是北京人，有四套商品房，还有一四合院。您看这是自家种的瓜果蔬菜，这是我儿子，帅吧？
说起来感情经历啊，之前他跟一香港姑娘谈了九个月，俩人倒是门当户对，只是人家想让他去香港继承家的公司。我儿子没同意，觉得‘父母就这一对儿，女人哪儿都能找’，就跟人姑娘分手了。所以啊，我就到这儿给他相亲来了……”
相亲角中的每个个体，似乎都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又似乎都只是芸芸众生的一方侧写。被刻意宣扬的优势和被一笔带过的不足，让这里成为各类似曾相识的人与故事的集散地。
寒窗苦读与豪门伦理的剧情可以比邻而立，上一辈的观念与下一代的选择也可以并行不悖。普遍性中多有特殊性，特殊性又常常寓于普遍性。学业、事业、爱情、婚姻……不同的配比造就不同的人生，也造就了相亲角中的千篇一律与异彩纷呈。
在诸多择偶标准中，被琐碎的条条框框约束的细节和要求，很多只是家长的一厢情愿。一位妈妈吐槽儿子的前妻“是本地人，又是独生女，太娇惯”，于是希望儿子的下一任妻子“一定要是外地人，而且年龄小一点”。
以及前述放弃豪门千金的男生，他的母亲希望儿媳“不能太内向沉默，得活泼开朗、能说会道、长得好看，带出去有面子；但不能是银行业的，不能挣太多钱，不能太强，因为自家的钱哪怕是收房租都已经足够了，只要儿媳跟着儿子乖乖过日子就行。”
除去某些极端情况，在大多数家长口述的择偶标准中，“谈得来”是最高频出现的词汇。事实上，“父母之命”不论在哪一辈之间都已然是过时词汇，大多数家长都在相亲市场中维持着“尽人事，听天命”的自然法则。
很多父母长时间为相亲东奔西走后，渐渐意识到儿女的婚姻并不是一己之力能够操控的事情。
“说到底，还得孩子们自己觉得合适才行啊。”
1993年出生的小梅，进入了她人生中相亲的第十个年头。小梅的妈妈告诉我们，她从小梅十八岁成年开始便张罗着为她相亲了。
一开始，当被介绍到年龄差很大的男生时，小梅的妈妈总是婉转拒绝，觉得自己女儿或许还不够成熟，心理上难以接受，交流上也有代沟。
等女儿年龄大一点，她逐渐发现，同龄男女的成熟度、价值观也有很大差异，“谈得来”不是件简单的事儿。
有一个刚认识几天的男生，“把我们姑娘约出来说想拿她的驾照销分”，还有的男生“第一次见面连请女孩子吃饭的态度都没有，坚持要各付各的”，这都使小梅觉得双方不合适，没有必要继续发展。
经过十年的相亲，遇见了许多奇葩的相亲对象，小梅的妈妈已然有了“听天命”的心态。
“我们做家长的确实也是着急的，但是她好像到了不想为这种事情费心的年龄，已经做好一直单身的打算了。
我急归我急，但还是希望她能遇见自己喜欢的人，聊得来又合适。像我们那个年代啊，要求不多，只要人老实又上进就行。现在的年轻人可不一样咯……”
另一位来自福建的大叔点头附和。他的女儿生于1983年，北大法硕，北京有房，工作稳定，年薪几十万。
“读书的时候教育得不错，但是个人问题没有学会搞好，就让我们做父母太担心了。但是姑娘自己没有聊得来的，我们也是干着急。”
“以后你们要是三十多岁了还没成家，你们父母肯定也会上这儿来的。”大叔打趣说。
“你们看那个姑娘，长得多像个明星啊。就那个叫……叫宋妍霏的明星。”一位妈妈指着同行的记者之一说道。
那个瞬间，他们不再像是为着儿女私事奔走操劳的父亲母亲，倒像是八卦的街坊邻居或是开朗的亲戚长辈，在树荫下聊聊趣事逗逗晚辈，借此打发过又一个平平无奇的晌午时光。
除了殷殷切切的父母之外，常驻相亲角看热闹的“角儿”们，似乎比年轻人更加了解这个时代的婚姻状况。
“凤凰新闻网今儿早上刚出的数据，你们猜猜，这相亲角，男女比是多少？”——一比九。
“就一个事儿，政策。”这位来相亲角看热闹的大爷如是说。
大爷对时代变化的零散记忆，拼凑出的是这样的政策序列：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实施，严格人口登记制度，并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因此诞生。同时，这一条例中还规定，新生婴儿随母落户。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到1998年，我国开始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政策，逐步取消了城乡间的藩篱，并放宽了夫妻分居的户口政策。
“为什么北京女生多，全国女生少？不为别的，就为这个。”大爷言之凿凿。
“原先你女孩户口是外地的，你多优秀我都不要你。现在不一样了，我找北京的，我能找个五分的，找外地的我能找个八分的。你说我找哪个。”
“就这么点儿事！刨了这个没别的。”大爷摆摆手，踱着步消失在人群中。
“你们瞅瞅那边那几个家长，那要求得天花乱坠的，孩子也没见得有多优秀。反倒是那边那个北大毕业的，来了一上午，愣是没人问上一句！”
顺着唠嗑的大爷大妈们手指的方向远远看过去，相亲角中流动的喧嚣与沉默在阳光下此消彼长。
东张西望的家长们不甘心地以年龄、学历、资产为流通的货币，渴望在体量庞大、暗流涌动的市场中为不知远在何处的子女们打出最令人满意的助攻，指望两个不再年轻的人错综复杂的命运能像高能粒子一般以白纸黑字为媒高速对撞在一起，然后源源不断生发出他们想要的世俗意义上一切赖以生存的能量。
有风吹过，白色的A4纸纷纷被掀起来。一位一直安安静静守在摊位上的母亲猛地站起身，一把摁住快要被风吹跑的纸张，然后小心翼翼地掸掸上面若有若无的灰尘。
她从身后的草丛中拣出一块小石头，抽出卫生纸擦了又擦，然后轻轻压住面前的A4纸，继续安安静静地坐着听旁人讲话。
在相亲市场上落败的这些年轻人或许同样如此。根据中国青年网2019年七夕发布的《90后青年婚恋新常态调研报告》，90后单身的原因之前三分别为：圈子小、工作忙、对爱情幻想过于完美。
这也从侧面揭示了公园相亲角热度不减但成功率低的原因。惯于代劳的父母们将子女培养为栋梁之材，并保持着为子女代劳的惯性将他们推进相亲市场，利用最为传统的社交方式，意图亲手将儿女送进理想的情场。
于是，这些年轻人在不必发愁结婚的年龄，一有暴雨泥泞便有屋檐遮风挡雨，每每遇见风吹草动就被父母强行摁下。
度过无人传授如何处理“风动幡动”抑或心动的年纪，他们带着匮乏的经验径直被推入“大龄未婚”的尴尬境地，不得不将自己经营了二三十年的人生缩略成一串通俗易懂的文字，听凭父母将它们分发传阅、供人徘徊观望。
及至即将步入中年，卸去为人子女的光环，等来“没有情商”、“不懂异性”、“缺乏经验”的种种指摘，才明白原来“洞房花烛夜”与“金榜题名时”似乎是花开两朵、毫无关联。
“要我说啊，像他们这种给出来相亲对象身高体重范围的，八成都不是孩子想要的类型。那家长提要求的时候，搞不好都没问过儿子喜欢什么样儿的……”
“别看这个top2毕业的硕士有房有车，工作也还成。听说他跟那家的姑娘出去吃饭那次，迟到了一个多小时呢……”
相比于家长眼中永远完美无瑕的形象，“旁观者清”的视角，或许更能看清现实中被迫相亲的年轻人们到底在哪个环节出了纰漏。
“诶，小姑娘，你们过来。”一群打扮时髦的阿姨招手喊我们过去。
“你们都多大了呀？”
平均年龄20岁左右的记者们面露羞涩。但事实上，再过三年左右，如果还未走进婚姻殿堂，我们也即将在法律上被称呼为“晚婚人群”，被纳入“晚婚率”统计调查中，成为时代发展变迁的标志与缩影。
“再大一点就好了。再大一点来给我们当儿媳呀！”阿姨们笑起来。
“相亲嘛，本来就是各取所需。你们这么优秀的姑娘，可别嫁去他们家。他那样的家长呀，凶得很呢！”她们偷偷指向人群中那位“挑三拣四”的大爷，背过身去。
近午的天坛公园，奔忙了一上午的父母们，挥着扇子、三两成群。一边互相打趣，一边又笑起来。